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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历史与文化

2008.6.12 15:07 作者：小蜜蜂 | 评论：0 | 阅读：0

巴蜀的历史与文化

       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在四川东部的巫山县( 现属重庆市)大  庙，科学家发现了距今202—204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川中的资阳县，出土了著名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在川东的铜梁县(现属重庆市)、川中的资阳鲤鱼桥、川西平原的成都羊子山以及四川盆地西南的汉源县，发现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和兽类遗骨，时代大致在几十万年到一二万年前。这些考古遗存和遗迹，便是四川先民生息劳动的最早的证据。
        四川的新石器文化与文明起源       大约1万年以前，四川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磨光石器、陶器、家畜遗骸等，在东起长江三峡，西至甘孜、阿坝的全川范围内广泛分布，迄今发现遗址200处以上，表明新石器革命的种子已经撒遍了巴山蜀水.      四川新石器文化的重要遗址有巫山(现属重庆市)大溪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岷江上游遗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遗址、西昌礼州遗址、成都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其中最重要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发现了密集的居址，大量磨光石质生产工具、陶器、动物遗骸，以及工艺品，表明已经达到新石器的全盛时期。由于新石器文化的高度发展，引起了川西平原腹地文明要素的逐渐产生。大约40 00年前，在广汉三星故地出现了早期城市，原始形态的刻划文字和青铜器，一个古文明中心于那时在四川诞生。而这一时期，正与史籍所载“三代蜀王”角逐争雄局面的结束和川西平原政治的一体化相一致，表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产生出来。这个政权，便是早期的蜀王国。
          四川古史传说四川在中国古史传说里占有重要地位。据中国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30世纪，华夏始祖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蜀山氏女生子高阳，便是名扬中华、迹遍海内的帝颛顼。古文献还记载夏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和川东重庆治水。也有文献说大禹生于西川石纽，地在今北川县。这些都是远古四川与中国各地存在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的证据。
        巴蜀的历史与文明巴蜀的政治史巴蜀的兴起巴蜀与楚、秦、滇的关系巴蜀的衰亡巴蜀的经济巴蜀的农业和畜牧业巴蜀的手工业巴蜀的城市与商业巴蜀的交通巴蜀的文化巴蜀的语言和文字巴蜀的神话、宗教和巫术巴蜀的艺术、哲学和科学
巴蜀的兴起        巴是一支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巴人与周人同为姬姓，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还在阵上前歌后舞，致使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对于覆灭殷王朝起了重要作用。  西周初年，巴由周王室册封为诸侯，镇抚南国，成为周王朝在汉水上游的一个大国。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  进入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重建巴子国。蜀国君主据传是  帝颛顼的后代支庶。  古蜀族由三个古族融合而成，即是蚕丛氏、柏huo(去声，“镬”字“钅”改“氵”)和鱼凫氏。蚕丛氏鱼凫氏来源于夏商之际的岷江上游，其文化与黄帝、颛顼有关。柏huo(去声，“镬” 字“钅”改“氵”)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这三支古族，在夏商之际由于部落征服战争而达到融合，鱼凫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四川盆地最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此即古蜀王国。古蜀王国曾与商王朝发生或和或战的多种关系，殷末协助周武王灭商，周初成为西周封国。   西周时代，蜀王国君为杜宇，又称望帝，建都郫(今郫县)。杜宇致力于耕战，蜀国实力大幅度上升，开疆拓土，北达汉中，南至宜宾，东越涪水，西抵青衣江，成为西南泱泱大国。春秋初叶，来自长江中游荆地的鳖灵，借蜀中治水之机，逐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继续扩张势力范围，国力雄厚，一度东伐楚国，并与西秦顽强抗争。开明氏曾先后在成都附近建立都城，战国初，始建都成都。此后，成都成为全蜀的政治文化中心。巴蜀两国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比较而言，蜀国的职官和礼乐制度更为详备，巴国的血缘色彩则浓厚得多。    在巴蜀境内，居息着众多的古族，这些古族主要属于氐羌、濮、越氏族的不同支系，其社会发展程度较浅，文化进程高低不一。
巴蜀与楚、秦、滇的关系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  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
巴蜀的衰亡         公元前316年，巴、蜀战争风云再起，蜀王率大军攻巴。巴王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蜀王迎战于葭萌(今广元市昭化)，败绩，后为秦军追杀，秦遂灭蜀。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虏获巴王，巴国遂灭。
巴蜀的农业和畜牧业         巴人早期以善射猎著称，西周以后，受蜀人稻作农业的影响，始力于农耕。巴地的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川东山间河岸有嘉谷，山区尤其峡谷却以种植燕麦为主。不过，巴人酿造的酒却富盛名，“巴乡清”是其中的佳品。除农业外，巴人中的板dun(去声，“盾”加“木”旁)蛮长期以狩猎为生，世人称之为“白虎夷王”。蜀人是一支农业民族。在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蜀人的农业与水利的兴建密不可分。早在史前时代，川西平原蜀人就有治水的优良传统。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岷江山洪暴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驯养各种动物，尤出名马、牛、羊。
巴蜀的手工业        巴蜀拥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早在商代中叶，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1986年在蜀国故都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及各种动物雕像，总重量达1吨以上。不论在铸造工艺技术，合金成分，还是在风格面貌上，都与中原有别，说明了蜀国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发展起来的。巴蜀拥有发达的竹、木漆器业，多数考古遗存中都发现大量漆器，有的还刻有文字和符号。资料表明，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上游最大的漆器制造中心。四川富于各种矿产资源。在巴蜀时期，金、银、铜、锡、丹砂碧玉等资源，被制成各种器物，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巴蜀以纺织业的兴盛闻名海内。蜀人生产的蜀锦，自古称奇，花纹繁缛，品种多样。巴人生产的cong(阴平，“宗”下加“贝”布，则是向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
巴蜀的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         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         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
巴蜀的交通        四川盆地水道众多，长江水系为巴蜀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陆路则向北有褒斜道，向南有牦牛道，为巴蜀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由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巴蜀的语言和文字        巴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巴人语言中，含有苗瑶语族的成分。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与华语不同。             巴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巴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战国时代，巴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
巴蜀的神话、宗教和巫术         巴蜀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有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川东和长江三峡巴地的神话，则以射杀白虎以及女性豪侠为重要主题，充满神秘色彩。巴蜀神话对于后来楚国辞赋的兴起起到了孳乳浸润的作用。                   巴蜀宗教主要表现为各种崇拜形式。在川西平原蜀地，先后发生祖先崇拜，众帝崇拜和大石崇拜。在川东和峡江地区，则有白虎崇拜、神女崇拜和巫崇拜。川西平原蜀人和川东巴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蜀人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际的交接。
巴蜀的艺术、哲学和科学         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         巴蜀的织锦艺术和漆器艺术十分有名。织锦色彩斑斓艳丽，称为“奇锦 ”。漆器上的彩绘则多以神话为主题，与楚漆有异曲同工之。                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来源于巴人的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        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发蒙作用。川东也流行道家思想，著名道学家he(阳平，“曷”加“鸟”)冠子，就是川东巴人。                  巴蜀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
秦汉时期的四川秦王朝对四川的统治和开发秦王朝在巴蜀的统治李冰与都江堰汉代四川政治西汉时期的四川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公孙述据蜀东汉时期的四川刘焉父子据蜀
秦王朝在巴蜀的统治        公元前314年，秦王朝废除巴国原有机构，设立巴郡，郡下置县，郡治江州(  今重庆市 )。规定了巴人向中央王朝纳贡、负担徭役，并制定了爵位和赏罚等法律制度。         秦对川西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公元前285年，在制服了蜀人的一系列反秦活动后，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         秦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田律》，设立盐、铁、市官，稳定了封建统治，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促进了四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李冰与都江堰         李冰是秦昭王时蜀郡守，以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名垂青史。都江堰修建在岷江上游与中游之交的灌口处，这里扼成都平原的咽喉。为了治理岷江泛洪，李冰集蜀中传统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壅江作堋，将岷江干流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泄洪，内江既可泄洪，又兼有灌溉、航行之利。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飞沙堰和鱼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它的修建，为成都平原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都江堰水利工程经过历代维修和续建，今天仍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因而被中外誉为中国古代水利科学的结晶。
西汉时期的四川          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陆续将四川划分为若干郡县。前106年，汉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在四川置益州部，辖8郡56县。由于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就食” 之地，到景帝末，四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
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至广州，发现蜀商经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 、柯江(  今贵州北盘江  ) 运至广州的枸酱。汉武帝命唐蒙招降夜郎，出兵柯江以攻南越，并使夜郎周围的部落归汉。汉王廷又发巴蜀数万民众修南夷道，直通柯江和滇池区域。汉武帝还命蜀人司马相如入川，抚谕民众，招抚邛、笮、冉等西南夷部落，并在其地置县，归蜀郡统辖。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云南到身毒(印度)的道路，发兵攻占且兰(今贵州贵平、黄平一带)及夜郎，置柯郡。公元109年，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公孙述据蜀          两汉之际，中原政局混乱，新莽在川的统治土崩瓦解。公元24年，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公孙述拥兵割据西川称王，自封“成家皇帝”，建国号“大成”。大成政权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川人不堪其苦。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发兵入川，击破成家军队，公孙述败死，四川重新回到统一的东汉王朝.
东汉时期的四川         东汉一代，四川政治比较稳定，时称“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73个县，民户达到117万多户、469万口，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          东汉四川的豪强势力异常强大，鲜车怒马，极尽奢华。  豪族奴役百姓，刑罚更加严酷，百姓不堪重负，终至奋起反抗，起义不绝.
刘焉父子据蜀         188年，东汉王廷在镇压了四川“五斗米道”起义后，命刘焉入川，领益州牧，继续其统治。刘焉入川后，利用五斗米道的残余势力，遮断汉王廷与四川的往来联系，同时诛杀蜀中豪族大姓，发展刘氏私家势力，割据四川称雄。             194年，刘焉病亡，其子刘璋继任其本兼各职。200年，巴西人赵韪起兵攻刘璋，蜀、广汉、犍为三郡起而响应。刘璋虽平息了这场战事，但民心已失。不久，魏、蜀、吴三分局面形成，刘备入川。刘璋内外交困，迫不得已拱手让权，向刘备投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三国鼎立下的蜀汉政权蜀汉的建立诸葛亮治蜀蜀汉的衰亡西晋在四川的统治与成汉的兴亡西晋时期的益州成汉的兴亡东晋时期的四川东晋前期的益州政局谯纵据蜀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蜀汉的建立         东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后，群雄割据，混战连年。208年曹操统一黄河流域后，率大军南下，进抵长江。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会战于赤壁，曹军败北，确定了曹、孙、刘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战后，刘备连克荆州数郡，联络益州法正、张松，于214年兵临成都，益州牧刘璋献城而降。刘备自领益州牧。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

诸葛亮治蜀         刘备任用琅邪（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亮为丞相。刘备死，后主刘禅续任亮为丞相，封武乡侯，兼司隶校尉，领益州牧。诸葛亮总揽蜀汉军政大权， “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政治上，诸葛亮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实行联吴抗魏方略，并亲自率师六出祁山，攻略曹魏。内政上，诸葛亮厉行法治，而用心平明。他善于认别、拔擢人才，吏治清明。经济上，诸葛亮注意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重视手工业生产，促进了盐、铁、锦业的发展。诸葛亮政治上的另一大业绩是平定南中，不仅使“夷汉粗安”，并且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蜀汉提供了稳定的后方。         234年，诸葛亮北出斜谷攻魏，因积劳成疾，病故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尊崇。
蜀汉的衰亡       诸葛亮死后，蜀汉后主刘禅任用宦官，让其专擅朝政，蜀汉政治江河日下。        263年，魏军三路伐蜀，邓艾偷渡阴平，直克江油，又克绵竹，兵临成都。刘禅出降，蜀汉遂亡
西晋时期的益州         魏灭蜀后，分益州为益、梁二州。西晋建立后，益州建置几经分合 辖12郡。         西晋武帝注意笼络益州上层，安抚巴蜀地主，使四川局势日益稳定。在西晋灭吴、统一中国的事业上，四川是重要的战略基地。灭吴大军就是从成都出发，取道水陆两路，直指吴都建业的。大军沿途所过的益州郡县，也为大军的东下提供了重要援助。
成汉的兴亡         298年，略阳、天水等6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口，过汉中转入益州就食。益州刺史罗尚逼迫在益流民限期出境，官吏趁机劫掠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流民拥cong(阴平，“宗”下加“贝”)人李特为首领，设立大营，聚集２万余众。李特和弟李流自称大将军，部众皆各封以官号。302年李特克雒城，次年击破郫江防线，蜀郡太守举少城降。罗尚联络诸村堡攻流民军，李特阵亡。         李特死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军继续作战，控制了成都以北大片土地。3 03年12月，李雄率军攻入成都大城。304年10月，流民拥李雄称成都王。306 年6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开疆拓土，疆域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北到汉中、仇池(陕、甘南部)，西到汉嘉（今天全）、沈黎（今汉源），南到宁州（今云南省境）。李雄在境内广设郡县，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         335年，李雄死，子、侄争夺帝位，以兵戎相见。338年，李寿夺取政权，改国号汉，年号汉兴。李寿死，李势继位。其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加之僚人反抗和遭受天灾，成汉国势日蹙。         346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李势逃至晋寿（今广元）而降，成汉由是灭亡。
东晋前期的益州政局         成汉灭亡后，其旧部起兵反晋，被桓温击败。桓温率军离蜀后，成汉旧部又反，攻入成都。347年，成汉故臣范长生之子范贲被拥立为帝，东晋振威护军萧敬文亦乘乱起兵攻陷涪城(今绵阳市)，占领巴西全郡，自称州牧。益州形势顿时陷于动荡之中。         349年，东晋益州刺史周抚率兵平定益州，桓温于351年派军协助平定萧敬文叛乱。365年周抚卒后不久，梁州刺史司马勋举兵反叛，自称益梁二州牧、成都王，引兵进围成都。桓温命朱序于次年击破司马勋围成都之军，擒获司马勋及其党羽，平定了这次叛乱。         373年冬，北方前秦苻坚出兵攻夺梁、益二州，东晋命毛虎生父子统兵攻蜀，不克。375年5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反秦，与巴僚共5万余人进克成都，求晋兵出援。不久，张、杨及晋援军皆败，益州复归前秦。385年，前秦益州刺史率部奔还陇西，成都守备空虚，东晋终得复取益州。
谯纵据蜀         402年，桓玄兵入建康(今南京)，次年废晋安帝自立。404年，刘裕起兵击杀桓玄，桓玄余党桓振攻陷江陵，益州刺史毛璩率众3万顺江东伐叛军，命参军谯纵出涪水与主力会师巴郡。蜀军不愿东征，发生兵变。谯纵遂领兵反晋，回师杀毛璩弟毛瑾。405年，谯纵伏击毛璩于绵竹，晋兵死者十之八九。纵遂引兵攻成都，杀毛璩，灭其家，自称成都王。         从407年到413年，刘裕数度攻谯纵。413年，刘裕遣元帅朱龄石挥师克蜀，破成都，谯纵自缢身亡，益州平，据蜀8年的谯纵之乱终告平定。
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刘宋时期，益州商业一度兴盛，但益州刺史刘道济等贪官污吏蓄意扰乱市场，限令布、丝绵交易各不得超过50斤，马不分好坏，一律限蜀钱2万，以致商贾吁嗟，百姓反抗，爆发了为期5年的农民起义。         432年，许穆之(司马飞龙)利用宗教聚众千余人，在益州阳泉山阳泉寺发动起义，攻破巴兴县，连攻阴平。7月，五城(今中江县)人赵广、帛氐奴又以司马飞龙名义，转战广汉、涪城，义军扩至数万。赵广率军攻成都，不克。又推程道养为蜀王、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发展至10余万人。433年，义军逼攻成都，遭宋将袭击而走。437年，程道养被官军杀害，赵广被押送建康，起义失败。南齐初，益州刺史陈显达残暴屠杀大度村(今乐山市境)僚人，男女无少长皆被杀，遭蜀民反对。齐武帝遂以肖鉴为益州刺史，主张德化，不采屠杀政策，益州始复安定，成为“西方之一都”。         南梁益州刺史邓元起、肖纪先后治蜀，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对益州的开发做出了贡献。553年西魏大军入成都，益州入于西魏版图。557年，北周立，以宇文宪为益州刺史，得蜀人欢迎。581年，益州入隋版图。
隋唐五代时期的四川隋代四川的政治唐朝四川的政治唐朝在四川的统治安史之乱后的四川政局阡能起义前蜀与后蜀前蜀的兴亡后蜀的兴亡
隋代四川的政治          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以其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总管，并封为蜀王。次年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以杨秀为尚书令，总揽四川的军政大权。583 年，废除郡制，省并州县，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置州县，在益州设总管府拱卫京师，在遂州（今遂宁）、泸州、利州(今广元)、信州(今奉节)、会州(今茂县)亦置总管府。607年，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在今四川地区共置24郡。蜀王杨秀骄奢淫逸，残害人民，任用小人干预军务，又大兴土木扩充宫殿。601年，隋文帝召回杨秀，改派总管。隋炀帝即位后，横施暴政，引发了农民起义。但隋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未波及到四川，使这里成为全国少有的安定地区。
唐朝在四川的统治         617年，李渊得长安后，派员招抚四川，进兵巴蜀。四川各地长官、豪族纷纷归附唐王朝。         唐朝四川的行政建置变易甚大，618年复改郡为州，梁、益二州均设总管府。627年以益州置剑南道，梁州置山南道。733年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而梁州为山南西道。766年分剑南道置东、西两川，以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为“剑南三川”，此为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
安史之乱后的四川政局        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及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756年，唐玄宗出逃至成都避难。此后，四川数度兵变，战乱不已。直到806 年唐宪宗派兵进讨叛军，平定叛乱后，四川政局才相对稳定。
阡能起义         唐朝后期，四川地区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以882年的阡能起义规模为最大。阡能是邛州安仁县(今大邑安仁镇)土豪，由于公事违期，担心受罚，“ 亡命为盗”。阡能起义后，仅月余就发展到上万人，在其影响下，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土豪也纷纷拥兵自立。882年6月，阡能大败唐军。后义军被西川节度使分化瓦解，阡能被俘处死，起义失败
前蜀的兴亡         907年，王建荡平群雄，割据三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王建注意擢用人才，抚养士兵，劝课农桑，轻省徭赋，使经济发展，社会安定。         王建死，其子王衍继位。王衍骄奢淫逸，大兴土木，作长夜之饮，不理朝政，让宦官执掌权柄，政治腐败，贿赂公行。925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伐蜀，王衍投降，前蜀灭亡。
后蜀的兴亡         郭崇韬占成都后，为庄宗之子所杀，庄宗派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入川定乱。934年，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         孟知祥在川免除苛税，减轻人民负担，并缓和了与中央的武装冲突。其子孟昶继帝位后，实行“赋役俱省”政策，与民休息，使农业得以继续发展，四川一度成为全国最为安定繁荣的地区。         孟昶晚年，不理朝政，纵情作乐。他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成都自此又称“芙蓉城”。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将伐蜀。次年初，孟昶降宋后蜀灭亡。
四川得名    公元1001年（北宋真宗咸平四年），北宋政权将巴蜀故地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总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至此“四川”正式得名。四川建省    公元1286年，元朝在四川正式建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由此开始了四川独立建省的历史。
    宋初对四川的平定和治理 　　964年，宋朝派6万人分道伐蜀，仅66天即灭蜀，将四川纳入宋王廷的统治范围。赵宋平蜀后，依路、州（括府、军、监）、县（括监）三级地方行政区划进行治理。1001年，将今四川地区划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由此得名。南宋时，宋廷还在四川设置了以御前诸军作为番号的4支正规军，并给予四川较多的自主权。
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初，宋廷对四川大肆劫掠，引起屡次反宋武装斗争，形成农民起义的中心。993-2月，西川大旱，官府赋敛急迫，逼得农民失业，以王小波为首的百余农民在青城起义。王小波，川西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人，因贩茶失业，聚集农民起义。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附近农民闻风而动，群起响应，义军发展到数万人，一举攻占青城县，又转战邛、蜀各州县，攻克眉山市的东坡区，活捉县令齐振元，义军声威大振。12月，义军攻江原县，王小波阵亡，众推举其妻弟李顺为领袖。李顺号召乡里富户大姓，征调粮食赈济贫乏，故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许多州县被义军攻占。994-1月，义军攻占成都，李顺称大蜀王，改元“应运”，设官置署。宋王廷震恐，派大军前往镇压，义军奋战不敌，殉难者3万余人。5月，成都破，李顺阵亡，义军余部又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战斗，直到995年才最后失败。
南宋初期的川陕保卫战 　　1127年金兵灭北宋后，多次纵兵南下，企图灭亡刚建立的南宋。1130年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大军在陕南向金兵发动进攻，在富平败绩，退往四川省阆中市。陕西五路大部丧失。从此陕南和四川成为南宋西线抗金前沿。1131年，都统吴玠等在陕西宝鸡和尚原大破金兵。1133年，金兵绕道攻占汉中等地，兵临巴蜀，宋军持险抵抗，于次年初于甘肃徽县仙人关再破金兵。仙人关大捷后，吴玠任川陕宣抚副使，在大散关通蜀的要道增筑关防，屏障西川。宋军利用防御工事，多次击败金兵南下的军队，使金兵终不能入蜀半步，支持了南宋初期的半壁河山。
南宋后期的抗蒙战争 　　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攻蜀，攻陷蜀边的若干南宋据点。次年秋，蒙古军50万大举入蜀，连陷兴元、大安、阳平关。蒙军两路南略成都，10月陷成都。又分兵四出，攻陷四川大部，大肆屠掠后，旋即撤军。但蜀道天险尽失，蒙古军经常出没成都平原，四川首府也被迫自成都府迁往重庆府。
　　1242年，兵部侍郎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命四川诸郡择险筑城，建、扩二十余座山城，将各州治所移入山城，特别是将合州（今合川）治所移入山城钓鱼城，成为以后抗蒙的军事中心。由于余玠积极调整防务，使四川战局逐渐好转。但他受权贵迫害，于1253年被逼自杀。
　　1257年，蒙军占成都，为蒙古大汗蒙哥征蜀作好了准备。1258年秋，蒙哥汗亲率7万蒙古主力，从汉中分三道入蜀。宋军顽强抵抗，不敌。蒙军长驱抵合州（今合川，属重庆），合州守将王坚凭险拒守，屡次败敌。1259年蒙军先锋在钓鱼城下被炮石击伤致死，7月，蒙哥汗在战争中负伤，死于军中，蒙古被迫从四川退兵。合州抗蒙的胜利，对推迟南宋王朝的灭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蒙、宋军队在四川发生激战。1273年，忽必烈攻占襄樊。1275年攻陷嘉定、叙州、泸州要塞，分兵五路合围重庆。合州守将张珏坚持抗元，屡次克敌制胜。1278年初，元重兵攻重庆，城破，张珏为元军所获，后遭杀害。1279年初，元军陷合州。元朝彻底平定了四川诸城，把四川纳于元朝的统治之下。
元朝在四川的统治 　　1278年，元朝宣布“川蜀悉平”，下令尽行拆毁各地抗元城寨堡垒。元初，分全国为11个行省。1286年，在成都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元朝以省统路，路统府、州，府、州统县。元朝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等，四川人民被定为汉人，遭受元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元朝一代，四川极少动荡，政局比较稳定。至元末红巾军起义，明玉珍建大夏国，始有较大战火，此时距元朝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明玉珍与大夏政权 　　元末，反元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明玉珍属于西系。明玉珍1352年入红巾军，被徐寿辉任命为统军元帅，后升统兵都元帅。1357年奉命西征，首定夔、万，进兵重庆，拜陇蜀四川行省参政。1360年，明玉珍在重庆自称为陇蜀王，相继平定川东诸州县并克汉中兴元，击败元兵。1363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明玉珍的大夏国设立六卿，任命百官，开科取士。分四川为八道，下设府、州、县三级。废除元朝的一切徭役，十一而税，对四川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366年，明玉珍病逝，其子明升年幼继位。1371年，朱元璋派兵取蜀，明升奉表降，夏亡，四川归明朝统治。
明朝在四川的统治 　　明王朝平蜀后，置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又置四川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分掌行政、军事、司法。各地府、州、县地方政府相继建立起来。在县以下，普遍建立里甲机构，在城市建立坊厢机构，使王朝的赋役征调得到保障。为了统治多民族的四川地区，明朝在四川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先后在川建立15个土司地区。由于条件不成熟，时常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1450年，高（县）、珙（县）、筠（连）、戎（兴文县）的夷人反抗汉官“下砦征粮害我”，进攻县城。正德年间，都掌蛮发动起义，明军14万人围剿，镇压了起义。而万历年间苗族土官杨应龙和天启年间奢崇明、安邦彦的举事，则属有割据野心的世袭土官的反叛。　　明朝中叶，四川人民赋税沉重，地主兼并土地日益严重，不断引起农民起义，并波及陕、湖、贵等省。
晚明民变与张献忠大西政权 　　明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四川爆发多起民变和兵变，阶级冲突向着白热化发展。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献忠于1633年首次率师入川，1644年初由湖广第五次入川，号称有众60万，以“澄清川岳”为旗帜，溯江而上，节节胜利。6月克重庆，8月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结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1644-11-16日，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建元大顺，自称西王。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了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并开科取士，补充官员。大西政权没收明地方政府的库金和王朝宗藩的财产，向富民大贾征收赋税，发放金银赈济贫民。又铸货币“大顺通宝”以供流通。
　　1644年清军入关后，于1646年攻入四川，张献忠率军迎击，不胜，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牺牲，时年仅41岁。大西农民政权归于失败。
清朝在四川的统治 　　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巩固，是在同大西军余部等抗清势力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实现的。直到1659年，清巡抚高明瞻夺取成都，四川巡抚统治机构才首次从保宁迁成都建署。至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归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清朝四川省领府12、州8、厅6。虽四川总督多次改称川陕总督，省的建制却一直保留。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战火延及四川，川南、川东北、川东相继失守。　　1681年，清勇略将军赵良栋大败吴三桂叛军，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清朝改土归流与大小金川县之役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土司中又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县事件。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县泽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县）。
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县事件初告平息。以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到1760年代，金川县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9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县，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县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县。经多次血战，清军死伤众多，终于于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县之役至此结束。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
白莲教起义 　　1796年，川陕楚甘豫五省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白莲教起义。1797年，王聪儿率义军由豫经陕入川，与四川义军会合，控制了二十多个州县的大片农村。义军首领王三槐、徐天德、樊人杰等连营开县临江市，又转战达州市、开县、万县、云阳、大宁、奉节。川北义军与清军激战经月。1799年底，义军冉天元部在苍溪县勇破清军，次年在蓬溪县又歼灭清总兵及军队千人，但不久陷敌重围，冉天元被俘遇难。1800年以后，义军多次征战失利。1802年起义失败。
明清时期四川的农业 　　都江堰工程在明代经过两次大修，眉州、新津、中江、彰明、峨眉等地，相继修复或建成一批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明代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大力推行屯田，1578年四川各卫所屯田共4.8万多亩。明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棉桑，万历年间四川的棉花种植达到29万多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7%。1578年，四川耕地面积达到13.4万多顷（100市亩为1顷）。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后，四川仅余耕地1万多顷。清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多次蠲免四川应征钱粮。到雍正七年（1729年），仅什邡一县耕地便扩大到3,200多顷。
明清时期四川的手工业　　明初，四川盐井为元代的3倍，到景泰时，增至1380眼。嘉靖年间盐产量增至3,000多万斤。明代四川钢铁产量居全国第四，银产量居全国第三，成都琉璃厂窑所产瓷器亦颇有名气。清代四川产盐州县增至40个，盐井增至6116眼，雍正时年产盐9227万多斤，乾隆时增至1.6亿多斤。乾隆时，四川制茶业由最初的10.6万多引增至11.6万多引，产量高于明代3倍。明末创办的泸州老窖曲酒，乾隆时由1个窖扩大到4个窖，获得较大发展。其他如矿冶业、制瓷业、雕板印刷业等，均取得不少成就。
明清时期四川的商业与区域性市场　　明代四川商业有所发展，外省商人常将四川的绸缎、布匹、药材运往东北，把阆中市的丝运往山西、江苏、福建，同时又将那里的货物运至四川交易。不少陕西商人到自流井落户，经营井盐。汉藏贸易则以雅安和打箭炉（今康定县）为中心，进行互市。清初四川生产凋敝，大规模商业活动很少。但到乾隆时，商家即能以奢侈相尚，贸易已十分活跃发达。其中食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买卖非常兴盛，而内地与边区的茶、丝等交易也十分繁忙。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在商品贸易上结成一个巨大的层次网络，相互依存，彼此衔接。仅彭县场镇数，康熙时仅1个，乾隆时就增至10个。大部分场镇立有市期，定期交易。这样，在四川这个大的区域性市场内，就形成了若干互相依存的中、小区域市场。
鸦片战争与四川近代历史的开端　　1840年（清光绪二十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清政府于1841年分三批抽调川军约6,000人开赴抗英前线，参加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抗英战斗。川军武器虽差，但将士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屡次挫败英国侵略者，因而受到爱国民众的赞扬。江浙有的地方还建祠祭祀，悼念为国捐躯的川军将士。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于1842-8月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四川历史同全国一样，于1840年同步跨入了近代。
李蓝起义与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压榨，致使社会矛盾激化。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与此相呼应，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风起云涌。
　　1859年（清咸丰九年）10月，云南人李永和、蓝朝鼎在昭通发动了反清起义，旋即进军四川，攻占犍乐盐场，围攻雅州、绵州，并在川南铁山地区和涪州鹤游坪建立根据地。义军驰骋于四川数十州县，扩军至30万人。清政府调湖南巡抚骆秉章带领湘军入川镇压。1861-12月，蓝朝鼎在丹棱县战死。1862-10月，李永和在犍为县龙孔场受伤被俘，就义于成都。余部转战湖北、陕西、甘肃等省，直到1865年才被清政府镇压下去。李蓝起义历时6年，征战数省，是当时全国仅次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一次农民大起义。
　　李蓝起义爆发前，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因受天王洪秀全猜忌，于1857年从天京（今南京）出走，率领数万精兵，转战南方各省。从1861年起，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先后数次从贵州、湖北、云南攻入四川，企图抢渡长江，到川西南建立根据地。1863-4月，石达开亲率4万大军，由云南巧家横渡金沙江，第七次攻入川境，然后沿会理县北上，穿过彝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由于清军围追堵截，太平军几次渡河失败，从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石达开抱着“舍命以全三军”的愿望，于6-13日自缚赴清营，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留在大渡河边的几千名太平军将士亦被清军袭杀几尽。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鼓舞和支持了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
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与四川早期的“教案” 　　四川僻处西南内陆，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不可能很快直接伸入，乃利用西方传教士充当侵川先锋，或秘密或公开进入四川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定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此后，各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纷纷涌进四川，到处设立教堂会所。到辛亥革命前夕，法、英、美、德等国在川的教派有13个，传教士达500多人。许多传教士，刺探四川政治、经济情报，勾结不法教民，霸占田地房产，走私贩毒，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干尽种种坏事，四川绅民深受其害，相约群起“打教”。
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30多年间，四川各地爆发捣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不法教民的事件数十起。这些事件，统称早期“教案”，是当时四川绅民反侵略斗争的主要形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63年的第一次重庆教案，1865年和1868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73年的黔江教案，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1890年大足县（今属重庆）龙水镇民众三打教堂并引发第一次余栋臣武装起义，等等。由于清政府一味屈服于外国政府的压力，这些教案都以赔偿教会损失、镇压打教义士和惩办“保教不力”的地方官而了结。四川早期教案，遍及八九十个州县，次数甲于各省，但因其带有较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故未汇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四川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早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1890年，中英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英国的通商口岸。1891-3月，英国夺取了重庆海关大权；4月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等地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川江驶达重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等等。接着，英、美、法、德、俄等国，都援例在四川攫取了与日本同样的特权。1896年，法、日、美、德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
1901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租界，建立了列强在川的第一个“国中之国”。重庆开埠、开关，列强设领、租地，是四川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列强以重庆为侵略据点，将其势力迅速伸向全川。他们侵夺川江航行权益，掠夺矿权、路权，开办洋行、公司、工厂，强行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扩充宗教势力，到处设立医馆、学校，对四川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全面侵略。
中日甲午战争后四川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　　甲午战后，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四川人民广泛开展了救亡图存斗争。《马关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1895年农历端午节，成都教案爆发。不出3天，外国教会在成都的教堂、医馆、住宅几乎全被捣毁。四川各地纷纷响应，捣毁教堂七十余处。1898年，余栋臣等在大足县龙水镇再次起义，并在荣县河包场活捉法国教士华芳济，一时人心大快。起义军发布檄文，号召人民起来“誓雪国耻”，“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起义军分路出击，队伍壮大到2万多人，全川震动。次年，起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目标下，维新变法运动兴起。
1895-5月，康有为等在京发起“公车上书”。列名上书的四川举人就有张联芳等71人。1897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戊戍变法期间，宋育仁等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大力传播西学，主张“托古改制”。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中有四川的杨锐、刘光弟二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一些“川拳”北上参加战斗，很多地方都有民众练拳习武，打毁教堂。1901年端午前夕，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1902年，四川义和拳运动进入高潮，起义遍及数十州县。他们焚掠教堂，对抗官兵，围攻省城，声震全国。清政府以“剿办不力”为由，撤换四川总督奎俊，另派岑春煊入川“剿抚”。以后，四川义和拳因屡遭挫折，转入地下斗争。
清末四川“新政”与川边改土归流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消除国内危机，于1901年发布上谕，宣布要“变法自强”，推行“新政”。相继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锡良、赵尔巽等人，对推行“新政”十分卖力。他们遵旨在四川废科举、兴学堂，办警察、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末四川“新政”，一方面加速了四川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官吏敛钱害民的手段。他们打着筹饷练兵的旗号，加捐加税，竭泽而鱼，使四川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20世纪初，英国和沙俄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和川边的侵略和争夺。1905年在四川西部发生了巴塘县事件，藏民杀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清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定用兵西藏，并对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从1905年到1911年的几年中，赵尔丰曾担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帮办大臣等职。他在用兵西藏的同时，废除了川边藏区的土司制度，设置了近似于县一级的政权机构；采取政教分离政策，限制了寺院领主的特权；通过移民屯垦，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以及开办工厂、学校等措施，发展了川边经济和文教事业。赵尔丰经营川边、西藏，强制推行“汉化”政策是其失误之处。但同时也起到了抗英、拒俄、固藏的作用，促进了川边藏区的开发。
清末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严酷的现实，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路。许多爱国志士，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益强盛，应是中国效法的榜样，于是在全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当时，官费或自费东渡日本的川籍学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二三千人。其中，有的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骨干，有的则学成一技之长回国报效桑梓。1905-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旋即派遣几批党人回川，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同盟会支部。遵照孙中山和东京总部的指示，四川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武装斗争。1906年发动江油起义，1907年密谋江安县、泸州、成都、叙府起义，1908年发动广安起义，1910年发动嘉定起义，1911年1月发动黔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长留人间，并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于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次年9月，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成立咨议局。1909-10月，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士绅的政治代表。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独裁和投降卖国极为不满，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因而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有分歧，又可合作。四川立宪派曾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吁请速开国会。1911-5月，清廷组织“皇族内阁”，把立宪派完全排斥在外，于是立宪派与清王朝的裂痕急剧扩大。
　　四川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活动，以及各族人民的自发斗争，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四川的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进四川，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
1911-5-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拚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
　　四川保路风潮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9-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28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10-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罗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 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清代后期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鸦片就开始从云南走私入川，流毒全省。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于是洋货源源不断由长江进入夔门。《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即派“驻寓官”到重庆，查看英商事宜。此后，英国的商品可用轮船直运宜昌，再由帆船转运到重庆，四川逐渐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据统计，1892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价为580多万海关两，1911年增至1900万海关两。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煤油、西药、纸张、香烟、染料乃至洋伞、洋钉、鸦片烟灯也充斥四川城乡市场。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渐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出现了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一是侵夺川江航运权益。1898年，英国冒险家立德乐驾驶“利川号”小火轮试航川江，到达重庆，此为川江航行轮船之始。1899年，英国两艘炮艇闯至重庆，其中一艘上驶到叙府和嘉定，开了外国军舰侵入川江的先例。此后，各国商船接踵开进川江，英、日等国还建立了专门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二是开设公司、洋行、工厂。据统计，1890年至1911年间，列强各国先后在川设立公司、洋行、工厂近50家，通过他们培植的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者，组成庞大的经济网络，并直接利用四川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榨取四川人民的血汗。三是掠夺四川的矿权路权。甲午战后，列强各国通过种种卑鄙手段，与清政府和卖国绅商签订了一连串开矿合同，试图开采四川的煤、铁、铜、金及石油等矿产。由于四川人民坚决反对，并开展了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才使列强的掠夺计划未能实施。列强抡夺川汉铁路的阴谋，也因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而成泡影。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四川，比沿海各省约晚二十余年，但列强对四川的掠夺与压榨，与沿海毫无差别。它使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清政府对四川的经济掠夺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巧取豪夺。鸦片战争的2,100万两赔款，按田赋数额分摊到各省，限期完纳。至光绪中叶，中日之战、庚子之役，赔款日增，摊派各省，名为“新捐输”。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达220万两，还摊派偿还俄、法、英、德贷款每年百余万两。据统计，1902～1903年，四川除田赋正粮外，承担津贴捐输重达4,470万两。
　　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所谓协济，就是要四川协助接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军粮。1851年，四川调往广西的军粮计5,000石。至1854年，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三百余万两，使库藏为之一空。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清政府下令各省办团练。办团经费，摊入正粮。少者一二倍，多者五六倍。
　　清政府的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加重旧税捐，增添新税捐。1856年，四川开征百货厘金。1895年，盐课每斤加收2文，1899年又加收2文，1901年再加收3文。契税、茶厘也成倍增加。1908年，“赵尔巽督川，一意刮民财，取悦西后，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征牛羊皮，设经征局。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加自四倍至十倍不止。”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敲榨勒索，不断加码，营私舞弊，致使人民担负的苛派比正税高达几倍几十倍。实行通货膨胀，是清政府掠夺四川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洋货大量输入，四川对外贸易严重入超，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引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一面滥发纸币，如“官票”、“宝钞”等；一面则鼓铸当五、当十、当百、当千大钱，甚至还鼓铸铁钱、铅钱，转瞬间就获利数十倍。清政府的残酷掠夺，使四川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
四川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清王朝的加紧掠夺，使四川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清嘉庆年间，四川耕地面积为四千六百多万亩，人口只有二千一百多万人；清朝末年，耕地增加不多，却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或雇农，地主豪绅采取高租重押和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压迫剥削农民，“视佃户如奴隶，役佃户若马牛”。不仅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国教会势力也以各种方式霸占田产。据估计，仅天主教在川西平原就拥有土地15万亩。教会势力与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狼狈为奸，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诱逼长江沿岸及边远地区农民广种鸦片，致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畸形商品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四川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外国输入四川的商品，以洋纱、洋布为大宗。用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质量较优，价格便宜，销路越来越广；而四川手工纺造的土纱土布，既费人工，成本也高，自然无法与洋货竞争。进口的煤油，比农民自己生产的菜油便宜。进口的洋钉，也把土法生产的铁钉“压得站不住脚”。于是，四川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大批女工失业，城乡手工业者逐渐破产，城市游民急剧增多。四川自然经济的解体，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它却是四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且为四川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
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　　四川的近代工业是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官办军用工厂。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初规模不大，开办经费仅7.7万两。主要机器设备由心思奇巧、擅长机器和枪炮制造的曾昭吉等到上海选购，其余则自行制造。曾昭吉曾仿制成功一台“水轮机”，利用城内金水河水力发动机器。冬春水枯，始用锅炉。所造枪、弹、火药，除供四川军用外，也调拨外省。1879～1880年间曾一度停办，1881年复业，并添设火药厂。以后不断发展，成为四川兵工厂。四川机器局虽然采用西法雇佣工人生产，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因为它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剩余价值，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工厂形同衙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四川机器局毕竟是四川的第一个机器制造工厂，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而且产生了四川最早的产业工人。
　　四川盐业在清代中叶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发展仍然缓慢。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由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被太平军控制，淮盐不能上运，湘鄂人民苦于淡食，于是清政府特许川盐行销两湖，史称“川盐济楚”。此后，四川盐业不断兴盛，井灶增多，并出现不少千米以上深井。到了19世纪末，单靠人力畜力牵引已不适应汲卤需要。1902年前后，商人欧阳显荣将其在汉阳设计制作的汲卤机车运到自流井“石星井”试用，获得成功。这便是四川的第一部蒸汽汲卤机车，是四川盐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标志。
四川民族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于19世纪末，晚于东南沿海地区约20年。1891年，川商卢干臣、邓徽绩等在重庆创办森昌泰火柴厂和森昌正火柴厂，这是四川最早的民族工业。从1891年到1900年的10年间，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总共只有11家。从1901年到1911年间，重庆、成都、潼川、泸州、犍为县、彭县、广元市、南充、叙永县、江津、宁远、冕宁县、合川、乐山市、达县、万县、打箭炉、天全、内江市等地相继开办火柴、纺织、缫丝、造纸、印刷、玻璃、电力、采矿等企业108家，有的资本达30万元以上，呈现出“进步的潮流波及全川”的景象。
　　四川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棉织业最具代表性，发展也相对快一些。从1900年重庆创办吉厚祥织布厂开始，至1911年的12年间，各地兴办织布厂、织巾厂20余家。不少织布厂是在“推广织造，以挽利权”的呼声中产生的，因此一开始就面临着同外国资本主义较量的形势。这就迫使四川棉织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能力，逐步由起初的丢梭木机发展为扯梭木机，以后又更新为铁制织布机。尽管如此，四川棉织业仍然无力与外国企业抗衡，只能在惨淡经营中求得一些发展。
民国初年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2-15日，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旋即在北京挂上“民国”的招牌，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先后任命其心腹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陈宦为四川巡按使，窃夺川政，毁弃了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的成果，把四川置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1913-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四川响应，以熊克武为总司令举行“癸丑讨袁”，宣布重庆独立，不久失败。
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四川革命党人协同滇军黔军在四川的泸州、纳溪区一带进行激烈的护国战争，击败袁世凯的北洋军。护国战争胜利后，川军又向四川境内的滇、黔军开战，先后将其打出四川。1917-7月，川军总司令刘存厚入据省会成都，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接着，熊克武等又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靖国军，进行护法战争。1918-2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率部攻入成都，赶走刘存厚，摄行军民两政，随即由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四川督军。不久四川各系军阀之间的战事又起，连年混战。
　　民国初年，独立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已为川人接受，新式学校教育迅速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繁荣，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也一时兴起，但在省县议会活动中，国民党人和其他进步势力却很软弱，不能利用议会制度限制军阀的专制独裁，广大民众仍然在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下呻吟。
四川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中国，正在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愤含世凯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强烈要求中国进行改革，以求进步自强。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四川的传播，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也开始兴起。四川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吴虞。他先后在《新青年》和《星期日》等刊物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和《说孝》等文章，对封建宗法道德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全国影响很大，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激发了青年学生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热情。从1918年起，四川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都、重庆先后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经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和商会等团体资助，分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发展，许多未入预备学校的省内外川籍青年，也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据当时统计，从1918年到1920年，四川留法学生有315人，分属85个县。到1921-11月止，达到492人，约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1/3弱，为各省之冠。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其中著名的有赵世炎、刘伯坚、陈毅、邓小平、聂荣臻、傅钟等。他们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反响与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川引起反响。从5月下旬起，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中国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官僚的职务，并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促进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新青年》、《新蜀报》、《川东学生周刊》和《人声》等报刊，宣传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对群众影响很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四川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涌现了许多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阶级基础。到1925-10月，成渝等地已建立了一些共产党组织，有党员19人。1926-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为书记。实际上这就是最早的中共四川省委。
军阀防区制与军阀混战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
　　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1926年下半年，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为求自保，纷纷派代表到武汉、长沙，向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仍然争夺防区，混战不休。
　　军阀防区制延续到1934年。当时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多次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围剿，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刘湘于11月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还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刘湘于是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这才结束了防区制度，统一了四川军政，归隶南京政府。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防区割据，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许多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农村残破，农产量锐减，文教机关和学校毁损严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在四川的开展　　1924-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四川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1925-8月，吴玉章（共产党人）由广州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四川党务筹备员，回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吴玉章在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派人到各地帮助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县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26-1月在重庆莲花池建立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当时已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选为该省党部常委。3月，属于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党员，在重庆总土地巷也成立了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总土地省党部（右派）。同年冬，刘湘慑于武汉北伐革命军的威力，宣布解散国民党右派省党部。
1926-11-25日至12-4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和中共重庆地委共同筹备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确定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常委，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1925-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四川，成都、重庆等地成千上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并在全川开展了抵制英货和日货运动。1926-9-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九五”惨案。中共重庆地委发动各地群众集会游行，掀起了反英怒潮。1926年下半年，川军易帜改编，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12-至1927-5月，中共重庆地委又以国共合作的形式，组织领导四川左派军队，在泸州、顺庆（今南充市）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顺庆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坚守泸州，后由武汉国民政府下令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
1927年春，军阀刘湘配合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挥各路军阀部队围攻泸州起义军，泸顺起义失败。泸顺起义不仅打击了四川军阀统治，策应了北伐战争，而且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创性的实践，在中共的历史和四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在武汉 “分共”，蒋汪合流，实行清共剿共，镇压革命，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　　从1927-8月到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共党史上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整顿恢复，逐步发展，在白色恐怖下苦斗，从1927-8月到1935年先后共领导武装起义69次。较重要的起义有：1928-4月，南溪县的牟坪、李庄的农民五千多人起义。同年7月，川军第五混成旅在潼南县双江镇起义。1929-4月，万源县固军坝李家俊率领一千多农民武装起义，组成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李任司令。1929-6-29日，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共产党人旷继勋率领全旅在蓬溪县大石桥乡起义，一度攻占蓬溪县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
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领导涪陵驻军赵启明连起义，进入缕坝与农民武装合编为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李任总指挥。1930-7月，梁平、达县的几支游击武装，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会集于忠县黄钦坝，改编为四川第三路红军游击队，以李光华为总指挥，东进湖北，企图“会师武汉”，8月在石柱县西乐坪战败，余部回到梁平、达县边境，由王维舟组建成川东游击军。1930-8月，共产党组织发动合川兵变；9月发动江津兵变；10月又发动广汉县驻军第二混成旅起义，占领县城后，转进绵竹战败。1932-11-25日，共产党员覃文、罗南辉领导南部县升钟寺地区农民起义。上述武装起义，由于是在当时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引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又被强敌围攻，结果都失败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与红军长征过四川　　1932-12月，红四方面军约1.5万人西征进入川北，于1933-2月在通江县城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夏秋间又展开了三次进攻战役，到10月胜利结束，使根据地扩大到23个县，面积达4.2万km2，人口约500万，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声威大震。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1934-9月，红军粉碎了围攻。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5-3-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于4月底完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长征。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都辗转经过四川。
1935-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曾两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又转进云贵。5月上旬，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入川，随即过会理县北上，向川西推进，6月中旬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今小金县）。8月，中共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9月上旬，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主力，从巴西出川入甘南；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却滞留阿坝，反对北上，旋令所部南下川康边境，于10月在今马尔康县的脚木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分裂中共和红军。1935-11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百丈关战役受挫后，转进西康。1936-6-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2日，红四方面军与由云南入川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共同北上，再过雪山草地，于9月中旬出川入甘南。
西康建省　　西康地区旧称川边，隶属四川。1933年军阀刘文辉败于刘湘后退据西康，并加紧活动西康建省。蒋介石为分化川康地方实力派，以便中央控制，于1934-12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时，也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后迁康定），筹备建省。西康地区原只有19个县，后经四川省政府同意、行政院批准，将四川的雅安专区和西昌专区划归西康省管辖。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康定，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全省辖雅属、康属和宁属（西昌地区）共33个县、3个设治局，面积共35.15万km2，人口约150万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川政局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8月，淞沪抗战失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成为日军进攻目标。11-9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2-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曾家岩新址办公。1939-5月，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9月，定重庆为陪都。在8年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战时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知名的一大都会。直到1946-5-5日，国民政府才由重庆还都南京。
　　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抗战爆发和国民党政府迁渝后，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以各种手段压制排斥四川地方实力派，并通过成都行辕和特务机构监控四川的军政等事务，镇压民众的进步活动。四川省主席刘湘奉命率部出川抗战，1938-1月病死武汉后，蒋介石即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遭刘湘在川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等的反对，又改任亲蒋的川军将领王缵绪。不久，王又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7个师长的坚决反对，蒋介石遂于1939-9月自己兼任省主席，直接控制四川。到1940-10月，蒋介石才将四川省主席一职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根据国共两党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8月，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地设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守前夕，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10-22日迁驻重庆。1937-8-2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秦邦宪为书记。南方局后迁武汉。武汉失守后，1939-1月，又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
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中共中央陆续派张曙时、罗世文、李一氓、于江震等入川，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并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做争取工作。这时，刘湘、刘文辉等因不满蒋介石的压制排斥，便靠拢共产党以对付蒋介石，并接受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又多次会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周恩来还与刘文辉和潘文华达成协议，在其军部驻地设置秘密电台，以沟通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重庆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先后公开活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抗日报刊社先后迁到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相继来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成渝等地各抗日救亡团体集会游行，创办报刊，组织剧社和宣传队、歌咏队、电影队深入街巷、工厂、农村、学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川军出川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1938-1月刘湘病死后，第七战区被撤销，所辖川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先后拨归二战区、三战区和五战区节制。以后由于前方战事的需要，又陆续从四川抽调了一些部队到前线抗战。到1938-6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还有1个军和1个师，总计约40万人。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日机轰炸重庆与重庆的反空袭斗争　　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对成都、重庆、乐山市、自贡市等城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尤其是1939-5-3日和4日的“重庆大轰炸”，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这两天，日机共7批63架次空袭重庆，共投弹292枚，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1941年夏，日本飞机又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6-5日造成较场口防空大隧道躲避空袭的市民发生窒息大惨案，死亡约1万人。综计从1938-10-4日日机首袭重庆市区，到1943-8-23日，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隧道惨案死亡的1万余人未计入内），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
　　重庆人民对日机的空袭进行了坚决的反空袭斗争，当局成立了防空指挥部，建立了防空部队，以阻击来袭的日机；同时修筑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46个、掩体38个，共可容纳22万人；还组织防空救护队，动员青壮年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川各地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赢得这一胜利，四川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出钱出粮全国之冠（这一时期中本书所说“全国”，其统计数字均为国民党控制区域数）。八年抗战中，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四川负担。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第二，川人积极参军参战。除抗战初期约40万川军开赴前线外，八年抗战中，总计在四川征兵约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出川抗战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无论供给兵员或为国捐躯，四川都居全国之冠。
第三，四川人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战时军队的军火枪械，吃的军粮，穿的军衣等，主要是靠四川人民加紧生产出来的。川江航运工人，积极运输部队、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对支援抗战起了巨大作用。第四，献金抗日救国。从1937年冬天起，全川人民就掀起了劳军捐献运动。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军费紧张，政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以助军费，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3年，重庆妇女界自“三八”节发起捐献“妇女号”飞机起，半年之内共捐法币260万余元，献给政府买飞机13架，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1944-5月，四川有14县市的献金总额为2亿元。5-16日以后到11月底，内江市、自贡市、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5亿元。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经济　　抗战前夕四川的经济概况抗战前夕，四川近代工业企业很少。1937年，四川符合全国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即拥有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有115家，占全国3935家工厂的2.93%；仅有工业资本214.5万元，占全国的0.58%，居第17位。全国大中型企业资本平均额为9.5万元，四川平均只有2万元，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5；全省仅有工人1.3万人，占全国的2.58%。四川的农业也因军阀混战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于复苏。
　　抗战时期四川的工业与交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内迁。到1940-6月，沿海沿江内迁的民营工矿企业共有245家，物资共9万余吨。内迁工业带动了原有工业的发展，使全省工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门类相对齐全的、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据1940年经济部的报告，重庆工业区拥有机械厂159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学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46家，共达427家。到1942年，全省符合工厂法标准的厂矿已达1,654家，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2.3%；有工人10.8万人，占全国工人数的44.7%。同1937年的工业相比，5年间厂矿和工人数都增加约15倍，资本增加526倍以上。
战时四川的交通有较大发展。1935年开始修筑的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到抗战头一二年已全部筑成通车。抗战中后期又修筑了川滇中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市、宜宾及云南昭通到昆明）、川滇西路（由乐山市经西昌市、会理县到云南的祥云）、川康公路（由成都经雅安、泸定县到康定）和汉渝公路（由重庆经邻水县、万源市到陕西汉中，陕西境内未修筑）。川江及其主要支流的轮船和木船航运也有较大发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航空交通网，先后开辟了重庆至昆明、兰州、哈密、汉中、香港、莫斯科、河内的各条航线。此外，还开辟了“飞越驼峰”航线，即从印度汀江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再到四川的宜宾、泸州。这些航线，特别是飞越驼峰航线的开通，对支持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的农业抗战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发放农贷等措施，为扩大农业再生产创造了一些条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四川产棉90万担，约为上年产量的1倍。1939年全川粮食又获丰收。1944年春秋两季之收获，可供全省人民两年之食用。不过，尽管四川农业有所发展，粮食产量增多，但在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广大农民仍然过着穷困的生活。
　　抗战时期四川的财政、金融和商业抗战初期，四川省级财政负担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等重担。主要财政收入以田赋、营业税及债款为大宗。岁入与岁出相较颇有盈余。抗战日久，军费开支愈大，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规定从1941年秋季起，将田赋收入划归国家财政，并实行田赋征收实物。四川地方财政失去这一主要税源后，遂增加不少苛捐杂税，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抗战期中，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造成四川金融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到1945-7月，重庆的物价比战前上涨532倍。
在成都，1942-12月至1943-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使得许多工厂、商号倒闭。许多工人、农民、小职员挣扎在饥寒线上。抗战的初期和中期，由于省外工矿企业和各种人员纷纷迁川，剌激消费市场需求增大，加之外国洋行势力萎缩，国民政府又对民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促进了四川商业迅速发展，重庆成为大后方商业中心。到1942年底，加入重庆商业同业公会的已达一百二十多个行业、一万五千余家商号，各公司商号拥有的资本总额已超过上海。重庆海关的进出口值，1940年洋货直接进口值从上年的100万元增加到480万元。直接出口值从37.3万元增加到51.9万元。抗战后期，由于省外商贸渠道受阻，政府又于1943年洳肌都忧课锛?管制方案》，对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和大批官员借“统制”之名搜刮民财，黑市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众多商号倒闭，商业趋于冷落。
　　抗战时期四川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抗战时期的四川经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最快。到1943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63%，在基础工业中更占优势，在冶炼业中甚至占86%以上。当时四川较大的工业有390多家，资本共3.4亿多元，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有资本1.2亿元，约占1/3。四大家族独占了丝、茶、桐油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为了垄断市场，官僚资本还把银行放款大量投资于商业，在商业上投机，发国难财。
　　四川的民族资本以卢作孚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代表。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航运。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业务不断发展。在抗战初期工业迁川和以后发展川江航运的事业中，民生公司的员工以充沛的爱国热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公司1938年有资本700万元、职工4,500人。至于全川民族资本企业，则至少在1000家以上，资本总额无统计资料。抗战后期，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排挤，民生轮船公司每况愈下，几至于倒闭，其他较小的民族资本企业倒闭破产不少。
国共重庆谈判　　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出现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契机。但蒋介石的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的方针已定，只是迫于全国要求和平建国的舆论，于8月中下旬，接连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赢得时间，部署内战。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愿望，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等共商和平建国大计。8-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受到有关方面代表和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国共谈判从1945-8-29日开始，到10-10日结束，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和平建国方针的协议，并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重庆继续同国民党代表商谈有关事宜。但是，重庆谈判刚结束，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出了内战密令，并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专制统治　　1946-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为把四川作为内战基地，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第一，在重庆设立“委员长行营”，后又相继改为“重庆行辕”、“重庆绥靖公署”、“西南长官公署”，作为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在重庆的派出机构，直接控驭重庆，统治四川，并督导西南各省市军政机关的行动，具有指挥辖区军队的权力。第二，推行特务统治，扩大军、警、宪兵、特务机构的编制，以重庆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中心，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逮捕、关押和屠杀，残酷镇压民主进步运动。
1946-1月，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殴打政协代表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多人。1947-1月，强迫中共中央驻重庆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离，并派军警包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限令吴玉章及全体人员撤回延安，随后大肆逮捕四川共产党人。第三，勾结和依靠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深入内地，侵扰、控制四川，纵容美军暴行，帮助美货倾销，使四川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第四，国民政府于1948-4月免去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的省主席职务，调反共悍将王陵基充任，以加强反动统治。
解放前夕四川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从1947年开始，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民积极开展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7-6月，重庆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罢课斗争，遭军警镇压，被捕师生约千人。1948-4-9日，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反饥饿游行，向省政府请愿，省主席王陵基下令军警镇压，逮捕学生132人，打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
1949年春，成都、重庆等城市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反饥饿”、“争温饱”的运动，3-17日，重庆六千多教师罢课，三千多教师高呼“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上街游行。4-5日，成都石室中学、华西协和中师学生举行罢课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王陵基!”等口号。成渝等地工人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的罢工斗争也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学生的斗争。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四川解放前几年的经济概况　　战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大发“胜利财”，进一步控制了四川的经济。由于蒋介石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增大，滥发纸币，物价暴涨，加之美货大量倾销，冲击四川市场，致使许多工厂、商号停产倒闭，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又因内战在全省大征壮丁，1948年四川征丁数十万人，次年又征丁42万人，以致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加之水旱灾害严重，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苛捐杂税繁多，造成农业衰败，农村经济破产。金融业和商业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趋于紊乱和凋敝。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3.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6.2亿元，工业总产值仅7.31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298.9亿斤，平均亩产只有211斤。
四川全省解放　　1949-7-16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进军西南。在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形势下，8-29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令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罗广文、杨森等督率所部共约40多万兵力，加紧防守四川，并筹划再“迁都”重庆，图谋盘踞西南，抗拒解放10-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和“国府”急迁重庆。11-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的配合下，开始进军四川。
11月上旬，二野主力从川湘公路入川，先后攻占秀山、酉阳、彭水；四野一部由恩施、来凤西进，直抵黔江。两路再配合前进，先后解放涪陵、南川，于11-29日突破国民党军“新长江防线”，进抵重庆市郊，歼敌约五千人。11-30日黎明，蒋介石及 “国府”要员飞逃成都。同日，二野主力解放重庆。解放军随即沿成渝公路西进，追歼逃敌。这时蒋介石在成都策划进行“川西决战”。12月上旬，解放军由重庆向川南挺进的部队，在占领泸州、乐山市、峨眉、邛崃后，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川西游击队会合，阻断了国民党军南逃路线。12-5日，由贺龙率领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等部，从秦岭分三路南下，完成了对退逃川西之敌的合围。12-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
12-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国民党将领郭汝瑰、罗广文等纷纷起义。北线解放军12-21日解放绵阳后，直逼成都，并与解放邛崃、大邑、新津的二野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等部配合，聚歼胡宗南残部李文兵团等七个军于新津、邛崃地区。12-23日，胡宗南飞逃海南岛。12-27日，成都解放。1950-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再次飞到尚未解放的西昌，收罗从川西逃到西昌的残兵，企图以西昌为据点，负隅顽抗。1950-3月上旬，解放军由成都和云南曲靖两路各出兵一个师，向西昌挺进，于3-27日解放西昌，胡宗南再飞逃海南岛。4-7日，西昌战役结束，在大陆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
农业“跃进” 　　中共中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以后，1958-4月，四川省在制订《四川省实现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时，要求争取提前3年或者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在5～7年内，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万吨，农副业总产值达到97～103亿元。这些指标远远脱离了现实的可能。为了实现农业高产，各地纷纷提出“耕作机械化”、“运输车子化”，并且“土法上马”，限期实现。一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搞出一些“绳索牵引”、“土火车”等耕作、运输的“土”机械，但大都因为缺乏科学设计和脱离本地实际，被弃置不用。
为了取得粮食高产，强行推广并扩大双季稻种植，推行“深耕”“密植”等措施。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重大变化，加大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加以大批农民转向各种“大办”事业，农业劳动力骤然紧张。许多地方的农村，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加班“夜战”，抢种抢收。即令如此，许多地方成熟了的作物，仍未收获，秋播秋种任务更未完成。农业生产的危险信号，开始从流通领域反映出来。1958-5月起，生猪收购量逐月下降，6～7月，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供应紧张，菜价上涨。这样的警报却被虚报“高产”声浪掩盖了。7月初，报纸接连宣传早稻亩产破千斤双千斤，放“高产卫星”。由于虚报产量，当时预计1958年全省粮食作物可能比1957年增产1,600多万吨，实际增产数量不到这个估计数的60%（但仍然增产5.4%）。这种对粮食产量的错误估计，对于以后四川建设的全局，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全民炼钢铁” 　　1958-4月，四川在规划农业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了“争取5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达到127～145亿元的高指标。6月，又把工业总产值指标提高到460～500亿元。这个目标更加远离实际。还决定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钢铁和机械制造工业。计划加速重庆、江油市、达县、宜宾、乐山市、西昌市六个钢铁基地的建设和筹建，在专（州）县建立一批基点，构成全省钢铁工业网；新建和扩建一批机械制造业。围绕这一目标，又提出发展电力、修筑铁路和在全省县以下“遍地开花”办企业的任务。
要实现这样的规划，5年间工业生产必须达到每年递增60%以上的超高速度，首先就导致当年指标一再上升。全省钢铁产量，1957年分别为35.4万吨和70万吨，半个月后又升为85万吨和120万吨，以后又随着“全民办工业”对钢铁需求的增长而一再加码。为了完成不断地大幅度提高的生产指标，5月，四川地方铁业会议决定快速、分散、大量地建设15m3以下的小高炉炼铁；6月，全省确定“以发展钢铁为中心促进整个工业全面高潮”，整个工业实际上转到“以钢为纲”的轨道。“大办钢铁”的运动逐日扩展；7月，在威远县举行炼钢现场会，决定采取“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先求有、再求全”的方法，很快出钢。8月，全省在已建土高炉1,300座的基础上，发动“万座土高炉”运动，参加炼铁、建炉和筑路的民工逾100万人，形成“全民炼钢铁”势态。
到12-12日，全省宣布，钢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计划，钢70.29万吨，铁88.88万吨。后经核实，当年实产钢47万吨，铁56万吨。虽未完成计划，但比1957年分别增长32.8%和97.2%。“全民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地破坏了资源全社会人力大量投入炼钢铁以后，食盐、糖、肥皂、乳制品以及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群众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城镇人口剧增100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280多万，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4以上。
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9月起加速进行。当月全省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10-1日全省统一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建立人民公社4,821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69%。到10月中旬，各公社共建立了61万多个公共食堂，实现了“公社食堂化”，95%以上的社员在食堂吃饭。农村生产关系这一巨大变动，实际上是从合作化后期以来指导思想盲目求大求公求纯的产物。公社化以后，各方面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优越性，使“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集体财物和社员个人财物）”的“共产风”刮遍全省农村。农村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转移到钢铁战线，秋收秋耕秋种劳动力不足，抛撒很严重。公共食堂开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不定量，粮食浪费很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遭到“共产风”的严重损伤。到1958年冬，农业衰退的局面已经形成，四川经济进入严重困难的时期。
克服“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的初步努力　　从1958-11月到1959-4月，中央已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先后召开多次会议进行纠正。1959-1月，四川决定用5个月时间，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规定社员私人生活资料以及银行存款，永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不可侵占。3月，规定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公社坚持按劳分配，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收入的合理差别；强调物资、劳动力要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
4月，决定对公社建立以来的旧账，原则上都要算，平调社员的财物要退赔。6月，又作决定，把大部分猪只由公社下放归生产队所有，归生产队饲养；把经营农副业权力下放给生产队；允许社员耕种零星闲散土地，谁种谁收。随着这些决定的执行，“共产风”受到一定遏制。但是，由于继续维护公社的“一大二公”，且未按照中共指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纠正错误的范围和程度仍很有限。
　　钢铁指标和基建投资也随着全国指标的调减而有所下降，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无变化。7月，由于炼钢用铁严重匮乏，又决定重新提高生铁生产指标，恢复一批已经废置的土高炉，再次上劳动力30万人。尽管如此，四川干部群众毕竟为克服困难作了初步的努力，使严重困难有所缓解。
“反右倾”运动与严重的经济困难　　1958-8月以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9月下旬，四川批判了50多名领导干部的“右倾”，接着，在约16万名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斗争。11月，又在农村和厂矿企业中批判许多基层干部和工农群众。这些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在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敢于反映四川经济困难情况，敢于从本地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人。他们的言行，被指责为“否定成绩”“反对一大二公”等等。“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纠“左” 错误的中断和新的盲目冒进的加剧。
　　1960-2月，中共四川省委提出“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组织“生产建设的持续跃进”。主要目标是以后年份的钢铁产量，都要保持1958年、1959年的上升速度。为此于4月召开大会紧急动员，准备再一次开展1958年那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全年约有130万人在山上搞“小洋（土）群”。年底，勉强使钢产量达到68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96.2亿元（1957年不变价），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2.5亿元。由此，“大跃进”以来积累的种种问题，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食品工业下降12.5%，日用生活必需品更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极度紧张。
四川农业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的失误，农民群众已经无力有效地抗灾。从1959年到1961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12.9%，粮食产量递减19.9%。从1958年冬季以来，就有局部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1年连续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1961年，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工业总产值从上年的96.2亿元猛跃至52.37亿元（ 1957年不变价），下降趋势还在发展。四川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严重困难。
“大跃进”后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1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3月四川开始纠正错误、调整经济。在农村，给农民划了自留地，允许经营家庭副业，重新开放了集市贸易，贯彻执行公私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认真清理和退赔公社化运动中平调农民的财物，全省退赔金额6.2亿元，约占平调总金额的一半。6月，对错误处理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甄别；精简和压缩厂矿、基建职工和城镇人口共达15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全年用于支授农业的资金达2.81亿元。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
1962-2月以后，逐步地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工业的调整，开始动作较迟、步子更小。在工业内部有重点地进行填平补齐，消除薄弱环节。但是，除了基本建设有较大收缩外，其他目标都实现得很差，在应该后退的地方没有坚决地退下来。
1962-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后，四川进一步总结了经济建设和党内生活方面的经验教训，下最大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压缩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并相应地压缩城镇人口，以缓解农业的沉重负担。基本建设投资比1961年压缩60.2%，施工队伍减少23.8万人；从专、县工业和社办企事业压缩约300万人，回到农业第一线。大中型企业中，压缩重点是钢铁、机械行业，从1962-7月到次年7月，在全省约3,000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中，撤、停、并、转企业1,233个，职工比1961年减少50.6%，其中大部分人回到农村。钢铁工业除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特殊钢厂以外，只保留了3个地方企业炼铁；8个水泥厂保留了1个，14个肥皂厂保留了3个。
　　通过调整，煤、电供应情况有显著好转，交通运输也有改善，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一些轻化工、手工业产品的生产，都有所加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原料安排也较落实，生产比较稳定。工业、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都在较低的水平上趋向协调。5月以后，把1958年以来由集体和个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般都改为集体和个体经营。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从1961年的7.2万个，1962年下降到1.7万个，1963年只有3400个。所有制调整后，劳动生产率提高30%左右，企业亏损而下降到10%以下。
　　教育事业也迅速收缩。“大跃进”中的“大办教育运动”，使各级学校成倍猛增，全省在校生由709万人增到1,085万人，导致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下降。从1960年下半年起开始进行压缩，到1962年，高等学校由73所降为28所，在校中、小学生比1960年下降40%以上。经过调整，几年来负担沉重的农业，开始有了迅速恢复的条件。秋收以后，市场农副产品显著增多，物价涨势被控制，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国民经济在调整中迅速恢复　　1962年底，四川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企业的注意力从过去的追求产量、产值“翻番”，转到生产适应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产品上来，注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经济效益大为提高。1963年和1964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6.1%，上缴利润递增4.4倍。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从1962年到1964年3年内平均每年增长34.6%。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后，立即转向加强农业的建设，1963年、1964年两年的基本建设中，直接用于农村水利的占到17.1%。
对“大跃进”期间修建的数百座水库中的一部分加以整修，发展提灌机械，建设提灌站，使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连年增加，到1965年末，比1962年增加16.7%，比1957年增加50%。大规模的改土，改造冬水田、下湿田，取得了一定成效。1963年以后，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很大转变，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实行比较正确的决策和指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跃进”中由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而一度变得紧张的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到1964年底，四川经济全面回升。从1961年到1964年，工农业总产值递增4.6%，超过“大跃进”前的1957年。四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形势已经全面好转。
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 　　1962-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10月，四川决定在全省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起，城市“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厂矿企业逐步展开。运动中，把企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面向市场谋求出路的某些措施，当成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3月以后，城市社教又称为“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从4月到8月，全省开展“五反”的县以上机关和企、事单位达7１.4%，参加运动的职工人数达67.8%。到1964年，城市的“五反”又按照农村“四清”统一安排，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揭发了48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严重阶级斗争问题”，经过整顿，重新登记会员，改组领导班子，“不纯分子”逐个被清洗。1965-1月，一些遭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群众才得到解脱。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 　　1962-10月，在农村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纲，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有的县进行了“重新登记党员”的试点，把党员参加集市贸易、发展家庭副业、热心经营自留地，也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1963-5月以后，农村社教称为“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1965年初，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经过试点，培训干部，9月以后，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全省抽调6.6万多名干部去领导运动。到1964年夏季，全省开展运动的公社达到一半以上。“四清”运动是在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运动中开展了“夺权”斗争，矛头指向社、区以至县上的领导干部。“四清”运动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把一大批基层干部打成“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把一批群众重新划成“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分子”，错误地处分了一大批干部。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查实，除去1965-1月已经纠正和解脱的部分干部之外，全省在“四清”运动中仍有6.2万人受到各种处分，错案率高达66.5%。
三线建设的规划布局　　1964-5月，中央作出了建设大三线的决策，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并且分三步作实施安排，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械设备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设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建设。同时，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的建设重点，这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此外，在四川建设的还有航天、航空、船舶、电子、核工业等大批重要项目和与之配套的建设项目，包括几百个工厂、科研单位（其中有从沿海内迁的一大批企业单位）。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于1964年下半年开工。基地建设中，克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困难。第一，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矿；第二，钢铁厂建在长约2.5km2、宽不到1km、全部面积仅2.5km2、自然坡度高达10%～20%的窄狭、坡陡、地质条件复杂的弄弄坪上，设计方面难度很大；第三，工地远离大城市，没有铁路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运输建设器材和生活用品。攀钢的建设得到全国许多省、市的大力支援。从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河南等省市抽调汽车共1,500辆，承担成都、昆明到攀枝花的长途运输。建设队伍也从各省市抽调。攀钢从1965年春动工，到1970年高炉出铁，再到1975年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投产，逐步形成了年产生铁160万吨～170万吨、钢150万吨、初轧坯125万吨、钢材90万吨～11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到1980年，主要产品产量均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到1985年，累计实现税利相当于国家对一期工程的总投资。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的建设　　1965年初，四川开始建设的项目，还有兵器工业部和第三、四、六机部安排的部分国防军工项目，以及西南金属材料厂、重钢中板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四川化工厂等。到1965年底，当年计划的项目全部按期完工。到1966年底，原定3年建成常规兵器工业的主体部分的计划，已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建成。5个重庆老厂疏散搬迁项目也于当年基本完成。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和配合的项目，年底也都基本上完成了年度计划。
1967～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四川三线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整个70年代，按照调整压缩精神，年年只安排竣工收尾，到1977年，仍有6个续建项目，总投资4.5亿元。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特别是前3年的建设，有以下特点：第一，贯彻了“搬”、“分”、“包”方针，从老基地和大城市将部分军工厂搬到新基地；将部分老厂分出部分车间、试验室、设备到新厂；由老厂对口包干新建厂的人员配备、设备制造安装、技术支援等。第二，尽量利用四川原有的军工厂，进行改建、扩建。第三，除了生产用房坚持高标准建筑外，生活用房一律因陋就简，搞“干打垒”。第四，把主动支援农业列为建厂的任务之一，选址定点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并且利用工厂的技术和水、电等多方面支援农业生产。
成昆铁路的建设　　成昆铁路的修筑，始于1958-7月，筑成61km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建。1964-8月复工，到1967年初，完成各项主体工程超过50%。“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度停工。再度复工后，于1970-7-1日全程修通。铁路通过地段的70%是山岳河谷交错，地势险峻，地质复杂，有“地质博物馆”之称。全程有桥梁991座，总长92.7km，有隧道和明峒427座，总长3.41km。桥隧合计长度占线路总长度的39.4%。全线有1/3的车站建在桥梁上或隧道内。建设者们在地质复杂的崇山峻岭中开凿隧道，架设桥梁，不仅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有的还献出鲜血和生命，创造出不朽的英雄业绩。
襄渝铁路的建设　　由湖北襄樊市至四川重庆市的襄渝铁路，是70年代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整个线路由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负责施工，川、陕、鄂3省抽调民兵配合。1968-4月，铁道兵六师、七师和机械团先后进入重庆至达县段；1969年第四季度，铁道兵八师进入毛坝至松树段，相继展开施工。1970年下半年，全线施工进入高潮。铁道兵先后投入8个师、24万人，3省动员民兵最多时达58万人，其中四川省多达30万人，参加施工。1973-10月，全线接轨通车。1978年全线正式交付营运。这条铁路沿线，地势险峻，山高谷深，地质情况复杂。线路通过大断层五十多处，裂隙粘土地带四十多km。桥隧相连，挡护工程密集。全线有36个车站修筑在桥梁上和隧道内。
三线建设中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的建设　　三线建设中，国防科技工业在四川有较大较快发展。四川原有的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只有23个，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85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及配套单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7%，占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31.4%。航天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和职工人数占全国航天工业的10%以上，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能够制造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工具及其地面设备；建成了适应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船舶工业已具备生产中小型潜艇的能力。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受控核聚变实验──中国环流器一号等。
三线建设中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和建设　　三线建设时期，从沿海搬迁了一些重要企业（其中包括部分军工厂）到四川，同时新建和改建扩建了一批重要企业。从1964-5月到1967年，内迁来川的工厂、企事业单位有90多个，1970年至1971年又内迁来川27个。与此同时，四川省还新建和改、扩建了一批工厂、企事业。这些厂矿企业包括国防科技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动力工业、机械加工工业（含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船舶工业，还有航天、航空、核工业以及医疗工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
在四川三线建设中，国家从物力、财力、技术各方面保证能源先行，于6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龚嘴、映秀湾、渔子溪、南垭河、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兴建豆坝、江油市（扩建）、白马（扩建）、华蓥山、五通桥、河门口、新庄、渡口等大中型火力发电厂，以及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从1966年到1975年，投资11.2亿元，建成松藻、芙蓉、宝鼎、华蓥山等重点矿井和一批地方小型煤矿。1965-6月，石油部决定四川盆地的勘探方针“以气为主”，到1966年底，已获得气田共26个，气井102口，天然气的年产量从1957年的0.67亿m3猛增到10.37亿m3。1976年钻成6,011.6m深的龙女寺构造基准井，使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到1976年底，全省累计铺设天然气集输管道2,000多km，当年产气42.8亿m3。
三线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从1965年至1975年的11年中，国家在四川的三线建设投资共300多亿元，占从1950年至1985年36年间国家在四川建设投资总和的近一半。全省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和迁建，共建成企业事业单位350个，其中大中型企业248个，占全省587个大中型企业的42.2%（据1985年统计）。在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部分，也占40%以上。通过三线建设，使四川发展成为中国内陆腹地的一个重要的国防科技工业和科研基地；四川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交通建设相应地得到发展；带动了四川特别是四川的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四川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内部尚不配套；部分企事业单位建设时选址不当，内部布局过散；职工的生活福利设施较差。1985-6月开始，对三线企事业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或没有明确的产品方向、生产无法维持的企事业，分别情况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对三线企事业单位的产品结构、服务方向作了调整，实行军民结合，使军工企事业面向现代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立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的。运动初期，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批判。6月，在报刊、广播中陆续对四川思想、文化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错误地进行点名批判。6月以后，重点转向对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所谓的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以后，矛头迅速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主要领导干部，以及所谓的“学术权威”（即高级知识分子）。抄家、揪斗、挂黑牌游街等不法行为畅行无阻，遍及全省城乡，社会秩序出现空前的大混乱。
11月，部分“红卫兵”和工人 “造反派”进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机关，这些机关便无法正常工作。到年底，冲击波涉及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级干部被揪斗，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被破坏，群众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全省不少企事业单位相继被迫停工停产，学校也普遍“停课闹革命”。1967-2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奉命“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艰难的条件下，为保证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5-7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错误地把西南局、省委及成都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定为四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盘否定过去的一切工作；组建了包括1965年被开除党籍的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在内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派性武斗　　1967-5月，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后，由于江青等人的支持，刘、张篡夺权力野心勃勃，在全省挑起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从1967-7月到1969-8月，四川各地武斗连续不断。在泸州、江津、中江、涪陵、西昌市、云阳、达县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成、渝两市、南充、内江市等地区也长期武斗不止。不少地区形成了派性武装割据的局面。武斗造成了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惨重损失。仅泸州武斗期间，五十多万人口的合江县，从财政开支的武斗经费就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浪费粮食五百多吨。全省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其中粮食总产量从1966年的2,210万吨，下降为1968年的2,009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151.39亿元下降为1968年的102.57亿元（1957年不变价）。
“反复旧”造成的破坏　　1968-5-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同时，各地市州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省革委开始在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建立业务工作班子，开展业务工作，安排生产任务。此时，担任省革委领导职务的刘结挺和张西挺，把他们没有掌握控制的地区和单位，都说成是“复旧”。1968-10月以后，刘、张借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这一运动在1969-2月到4月达到高潮。6月，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才逐步收场。“反复旧”运动，使四川局势又发生了一次反复，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
1969-11-5日到12-27日，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并作出决定，调整省革委领导班子，同时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央领导人指出，刘、张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并且决定在北京为四川举办一期5,000人左右的学习班。1970-8-11日，中央决定让刘、张“靠边站”。16日又决定把他们送北京的学习班。至此，刘、张实际已经被赶下台。
“批林批孔”的冲击　　1974-1-18日，中共中央正式布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在四川培植的帮派势力闻风而动，大造舆论，攻击四川各级领导是“儒家班子”、“复辟班子”，要“搞垮”、“砸烂”；对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扣上“复辟势力”、“走资派”、“投降派”等帽子。在成都，他们冲击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机关，掀起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恶浪。在重庆，出现了“民办‘十大’宣传队”，搞串连，发展组织，诬蔑四川是“林彪的根据地”，胡说“四川从上到下都是宗派班子”，宣称“现在是夺权的最好时机”，煽动层层夺权，使一些刚刚有转机的企业，重新陷于半瘫痪。铁路干线不畅通，特别是成都、重庆运输枢纽严重堵塞。1974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从上年的224.18亿元降到216.88亿元（1970年不变价）。全省形势再次出现反复。
1975年的整顿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集中力量抓各方面的整顿，四川形势明显好转。四川加强了对于重点企业的整顿，一些企业整顿和恢复了工艺技术和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解决领导班子软、散、懒的问题，企业形势开始发生变化。7月，邓小平同中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管农业的班子要加强，要研究农业方面的问题。四川随即调整和加强了各级管农业的领导班子，切实领导农业生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当年秋冬，组织了1,200万劳动力，治山治水。
通过一系列工作，扭转了1974年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在工业方面，配合铁道部对铁路运输进行了整顿。初步改变了钢铁、煤炭、电力严重紧缺的局面。基本建设进度加快。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经过整顿也都有新的起色。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68亿元（1970年不变价），创四川历史最高纪录。1975-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后，四川开始了又一次的大反复。
“批邓”带来的灾难　　1976-2月，中共中央召开“转弯子”会议，江青、张春桥在会上向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施加压力，要发展四川的一个派头目入党。消息传来，四川的几个帮派头目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发誓要“为首长（四人帮）争气”。他们多次密谋策划，企图以他们为核心，“解决省、市委的问题”。他们宣称“走资派是一层人”，“走资派各级都有”，“要揪出还乡团长 ”和“复辟势力代表人物”。
1976-3月，他们大闹省委召开的会议。3-5日又借口在成都闹市区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3-10日，他们聚众冲击成都市委，“进驻”省委机关达两天两夜。3-12日，又策动了“150人上京告状”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全省形势迅速恶化。4月，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公布后，不少单位的帮派分子公开伸手要“官票”、“党票”，围攻领导人，破坏生产，使不少工厂一段时间陷入瘫痪状态。这种情况延续到1976-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结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全省19个中共地、市、州委中的8个被整瘫痪，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半瘫痪状态。207个中共县（市、区）委中，被整瘫痪的有三十多个。1976年全年工业总产值只完成年度计划的82.1%，农业减产，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度下降5.2%。粮食产量比1975年减少38.5万吨。工农业生产萎缩，使城乡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949～1994年的行政区划变动　　1949年12月，四川地区解放。1950年1月，中央将四川、贵州、云南及西藏划为西南区，在重庆市设立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分别由邓小平同志任西南局书记、刘伯承同志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军区司令员，统一领导西南区的工作。同时，将四川地区划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4个行署和重庆市及西康省，均直属大区领导。4个行署和西康省共辖21个专区、6个市、191个县。
　　川西行署区，辖温江、眉山、绵阳、茂县四个专区和成都市，共38县。行署驻成都市。　　川东行署区，辖壁山、大竹、万县、涪陵、酉阳5个专区和北碚市，共33县。行署驻北碚市。　　川北行署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和南充市，共35县。行署驻南充市。　　川南行署区，辖泸州、内江、乐山、宜宾4个专区和泸州市、共34县。行署驻泸州市。　　西康省，辖康定、雅安、西昌、昌都4个专区和雅安市，共51县。省政府驻雅安市。　　重庆市将原有的19个区（含北碚区）并为8个行政区：即1区（原1至3区）、2区（原9、10区）、3区（原13、14区和市盘溪区）、4区（原8、17区和李家坨、大渡口区）、5区（原11、12、15区的一部分）、6区（原11、15、18区的一部分）、7区（原16区和郭家坨和李家坨区一部分）、8区（原北碚区）。除5、6、7区属县级外，其余1、2、3、4、8区为地专级。
　　1952-9-1日，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4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的建制，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并将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同年10月，将“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更名为“区专员公署”。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　　1955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更名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同年5月，将各“区专员公署”更名为“专员公署”。10月，撤销西康省，将金沙江以东各县并入四川省，以西的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为了加强四川西部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建设，按照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精神，先后设立了西康藏族自治区（后改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藏族自治州（后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彝族自治县、茂汶羌族自治县等一批自治州、县。为了加强三线建设，于1965年以攀枝花矿区为中心，设立了渡口市。　　文革中，1968年6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改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9月，各专员公署改为“地区革命委员会”，行使党、政、财、文大权。此后，专区改称“地区”。
　　1976年文革结束后，对市、县作了一些调整。扩大了成都和重庆两市的辖区，将双流和金堂两县由温江地区划归成都市，江北县由江津地区划属重庆市。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行政区划作了较大调整。1978年4月，将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地区行政公署”。5月，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时，对部分市、县作了调整：撤销绵阳县并入绵阳市；撤销乐山县、合并五通桥区，置乐山地区；撤销西昌地区，将西昌、冕宁、德昌、宁南、会理、会东、盐源7县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州人民政府驻地移至西昌市；将米易、盐边2县划属渡口市；撤销甘孜州的乾宁、邓柯、义敦3县；扩大自贡市辖区，将荣县从内江地区划属自贡市；将马边、峨边2县调整入乐山地区。还新置了相当于县一级的3个工农区：即在峨边县西北设金口河工农区；在岳池县东南和广安县西南置华蓥山工农区；在万源县东南置白沙工农区。1979年，在西昌县城区置西昌市。1981年，改江津地区为永川地区。
　　1983年底，又对县以上的行政区划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1、撤销永川地区行政公署，将原辖的永川、江津、合川、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等8县划归重庆市管辖；2、撤销温江地区行政公署，将原温江地区的温江、新都、郫县、彭县、灌县、崇庆、大邑、邛崃、蒲江、新津等10县划归成都市管辖；3、将泸州市改为省辖市，将原宜宾地区的泸县、纳溪、合江等3县划归泸州市管辖；4、设立德阳市（地级），将绵阳地区的德阳、中江、绵竹3县和原温江地区的广汉、什邡两县划归德阳市管辖；5、将宜宾地区的富顺县划归自贡市；6、将涪陵、雅安两县改为县级市；7、将秀山、酉阳、石柱、彭水、黔江5县改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经过调整，全省有6个地级市，9个地区，3个自治州；10个地辖市，170个县，7个自治县，3个工农区，23个相当于县一级的区。
　　1993年7月2日，将南充地区的华蓥市、广安县、岳池县、武胜县和达县地区的邻水县划出成立广安地区。同时，撤消南充地区、南充市和南充县，设立南充市（地级），辖原南部、营山、蓬山、仪陇、西充5县和新设立的顺庆、高坪、嘉陵3区以及代管的阆中市。　　1993年7月5日，从达县地区划出巴中市、通江县、南江县和平昌县，成立巴中地区。同时将达县地区、达县市分别更名为达川地区、达川市。达川地区辖达川市、达县、宣汉县、开江县、万源县、大竹县、渠县和白沙工农区。
　　1993年底，四川省共有23个地级行政区，219个县级行政区，其中：地级市13个，地区行政公署7个，地级自治州3个；市辖区43个，县级市18个，县150个，自治县8个；区公所有233个，乡3819个（其中民族乡108个），镇2058个，街道办事处251个。
1994～2000年行政区划变动　　为适应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四川省行政区划有较大的调整：　　1996年10月5日，撤消宜宾地区，设立宜宾市（地级）。原县级宜宾市分设宜宾县和翠屏区。新建的宜宾市辖宜宾、南溪、江安、长宁、高县、珙县、筠连、兴文、屏山9县和翠屏区。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共计43个区县（市），总面积8.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02万人。川渝分治后，四川省的地级行政区降为19个，县及县级市、区179个，数量仍为全国第一。所幅员面积为4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5.1%，居第5位；人口8356.5万人，占全国的6.8%，居河南、山东之后，列第3位。
　　川渝分治的当年，从乐山市划出眉山、仁寿、彭山、洪雅、丹棱、青神6县，成立眉山地区。调整后的乐山市辖市中区、五通桥、沙湾、金河口四个区、夹江、犍为、沐川、井研4个县和马边、峨边2个彝族自治县，代管峨眉山市（县级）。　　1998年将内江市的安岳、乐至两县和代管的资阳、简阳两市（县级）划出，成立资阳地区。调整后的内江市辖市中、东兴两区和资中、隆昌、威远3县。同年，撤消广安地区设立地级广安市，改广安县为广安区。新设立的广安市岳池、武胜、邻水3个县和广安区。
　　1999年，改达川地区为达州市（地级），辖区不变。所辖的达川市改为通川区（县级）。　　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将眉山地区改为眉山市，眉山县改为东坡区；雅安地区改为雅安市，原雅安市（县级）改为雨城区；巴中地区改为巴中市，原巴中市（县级）改为巴州市；资阳地区改为资阳市，原资阳市（县级）改为雁江区。至此，四川全省共有地级行政区划21个，其中18个地级市，3个民族自治州；县级行政区划180个，其中40个市辖区，13个县级市，124个县，3个民族自治县。